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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某学校的两名负责人明知发生了校园性侵案，既未认真核实，也没有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被湖南省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发现。最终，两名负责人被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3月8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提到的一起案例。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对此很有感触。在她看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和教职员工入职前违反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实施，深入推进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检察职能，进一步织密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网”。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和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违反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已经被吸收进修订后的、将于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调动全社会力量，细化强制报告制度各个环节的责任落实，扩大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范围，完善从业禁止规定，多管齐下，确保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报告免责 不报告追责
强制报告制度源于2020年5月最高检、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该意见规定，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入职查询制度源于2020年9月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该意见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都应当进行强奸、猥亵儿童这些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予录用或不予认定教师资格。
据韦震玲介绍，2020年5月，柳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教育局开展清查涉罪教职员工和收缴涉案教师资格证专项行动，初步排查出涉案教职员工22人。
“强制报告制度的核心在于强制，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要主动报告，是发动社会力量、构建未成年人社会综合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说，截至2020年9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近500件。黑龙江建三江虐童案、山西怀仁虐童案、北京门头沟伤童案等大量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监护侵害案件因医务人员按规定报告得以及时发现。
作为一种责任倒逼机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近一年来，多个省份根据相关规定依法对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追究责任。
例如，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一起教师在校园内猥亵女学生、学校隐瞒不报的情况，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该区纪委监委对涉案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作出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级的处分。浙江杭州某中学发生保安强制猥亵在校学生案，涉事教师隐瞒不报并试图私下解决。当地检察机关督促涉案学校进行整改，对瞒报教师暂停评先评优、提职晋级资格。
落实两项制度还需更多细化
近一年来，为调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各省（区、市）探索开发了不少指尖上的互联网“报告平台”。例如，重庆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和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探索开发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浙江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在支付宝App开设“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设置未成年人保护专栏；江苏无锡市开发“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拓展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来源……
作为一种防范机制，在国家层面的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违法犯罪记录制度实施之前，浙江、上海、重庆、广东、贵州等地检察机关已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库及入职查询制度。例如，截至2020年11月，浙江宁波共完成涉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1.4万人次；当月，该市教育培训行业促进会与团宁波市委共同对8家机构1200名专兼职教职工进行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
已试点施行入职查询制度省份的检察机关发现：由于信息不共享、标准不统一，一些尚未构成犯罪的猥亵未成年人的违法人员没有进入检察机关数据系统。同时，入职查询存在信息数量少、查询不到外地案底记录等问题，导致本地系统无法查询外来入职人员在外地的犯罪记录。不乏有性侵“前科”的人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也有司法机关工作者提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非常多，比如儿童福利院、儿童医院，甚至一些短期的夏令营、冬令营、晚托班、暑托班等。
令人期待的是，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查询范围更广，将扩大至所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扩大至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史卫忠表示，最高检将推动逐步建立完善覆盖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信息库。
调动全社会力量 补齐制度短板
对于入职查询制度，全国政协委员、民革贵州省委主委、贵州省政府副省长王世杰在履职调研时发现，目前一些偏远地区的入职查询制度尚没有落实到位。
今年全国两会上，王世杰的提案建议是，加大跟踪问效力度，重点对涉未成年人案件高发、留守儿童聚集的农村、山区的中小学校和非公立学校进行入职查询和信息筛查工作；同时，建议扩大入职查询覆盖面，查询的行为不仅包括强奸、猥亵等性侵违法犯罪行为，对未成年人有潜在危险的组织卖淫、强迫卖淫，引诱幼女卖淫以及毒品、暴力等违法犯罪前科人员均应禁止招录。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刘丽健康咨询中心总监刘丽一直关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在最大限度防止对性侵案件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前提下，对其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根据今年的最高检工作，2020年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已建成1029个可对未成年受害人尽量一次完成询问、证据提取的“一站式”办案场所。
今年全国两会，刘丽继续建议各地加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机构建设，同时，将预防性侵害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范畴，让孩子知道如何更好保护自己。
如何更好地落实强制报告义务，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经常思考的问题。方燕建议，各地各相关部门应制定更加详细、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办法，增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责任感，提升“报告意识”，尽快培训相关人员，教会他们如何有效发现并报告、如何采取应急措施等。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亦君 焦敏龙
